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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深于诗 钟于情 逾于生死|吴凡任启华捐赠陈子庄作品大赏
艺术野子
艺术野史
作者丨陈滞冬
书籍设计丨李中果
作品摄影丨魏德智
图文版权丨四川博物院
特别鸣谢丨四川博物院陈子庄工作室
成都托尼洛·兰博基尼中心张朝晖
设计丨西子
敬告：本推文内所有图文版权所有，
旨在宣传推广之用，请勿用作他途。
陈子庄先生的艺术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出现于中国画坛实在是一个异数，他与同时代风尚格格不入甚至是逆向的艺术旨趣在当时显得尤其刺眼，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七十年代晚期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发生巨大转变以后，使得他的艺术创造在八十年代初期一夜成名，时至今日，更被公认为能代表那个时代中国画艺术水准的艺术大师。然而，此前与此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人物和事件，助力了陈先生艺术最后为社会大众所知晓、理解与推崇，这一点在陈先生过世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显得尤为重要。
- 陈子庄先生 -
陈子庄先生在人生已步入中年的时候，恰逢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他尽弃往日的繁华与荣光，僻居成都陋巷，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进而以中国画艺术为契口，从思想上深入地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冷静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估量一个人的存在于文化史上可能的意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在那个举国陷入政治迷狂、文化艺术凋零衰败的特殊时代，陈先生因其先知式的独立思考而获致的清醒文化意识，使他得以在精神上独处世外，努力不为流俗之辈所裹挟，并有意识地排除、避免了意识形态风潮的影响，以真诚的自我感悟为发力之点，坚持纯粹的中国式艺术创造活动，最终成就了他戛戛乎独造、迥异于时流的独特绘画艺术面貌。陈子庄艺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出现，促使中国绘画提前站在了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他不仅在技术和思想上都对传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并在艺术创作的纯粹度与优美度上，在思想的深邃度与艺术视野的宽广度上，为现代中国画总体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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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回顾那一段历史时期，回顾那二十年间的中国绘画艺术，如果没有我们现在仍能见到的陈先生创造的大量艺术作品所焕发出来的艺术光辉的投射，那一个时代将会显得多么灰暗、荒凉与冷酷。尽管这些微弱的艺术之光并不能消弭时代的荒谬与世事的凄惶，但是，它总算能在事过境迁之后，令所有的中国人在回望那一时代之际，不会被绝望的情绪所完全淹没，总有可能在一片空洞鸿濛之中感受到一丝希望之光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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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见，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中，葆有着特殊敏感的艺术心灵，同时又具有高度的艺术史自觉意识的陈子庄先生，当他在自己的笔下呈现出如斯之美的艺术创造之时，很有可能真是如庄子所言，浑若解牛之庖丁，当其时也，“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一种自作主张的目空一切，一种骄傲的孤独，一种“玄珠独得”的自许，一种“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得千山响”的交织着失落的傲然豪情想必是会油然而生。而这时候对于陈子庄先生说来，现实的苦难与人生的困厄在他眼中都已苍然褪色，无关紧要，他所最最看重的，当是有人能在艺术上与他有理解、尊重与交流的可能性，“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超乎俗世的友谊、关心与爱重。这时候，出现在他生活中的吴凡、任启华两位先生，圆成了陈先生在精神生活中这一方面的渴望，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构成了陈子庄先生晚年艺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艺术事件，其影响一直及于他过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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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之间的真诚友谊，往往建立在对于艺术的服膺与对于美的热爱之上，又往往超乎于人世的俗谛、亲族的关系乃至意识形态的分别之外。这种同沐于艺术之光而气应息和、类似于宗教的情感，把完全不同也几乎毫无关系的一些人紧密地、长久地联系在一起，神思相通、情逾骨肉、经久不衰甚至超越生死、历日月而长新的现象，可能是中华文化中闪耀着最为瑰丽的人性之光的文化奇观，也是中国文化人最为丰沛的情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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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凡先生是著名的版画家，成名甚早，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享誉艺术界，长期担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当年，吴凡先生应该是体制内的著名艺术家中最能理解和欣赏陈子庄艺术的人，而因了他的理解、欣赏与交往，在精神上给予了处于困境中的陈先生以巨大的支持。当年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常驻重庆，吴先生则常趁到成都开会的时机，利用会议的间隙，避开众人，悄悄找时间到陈先生家请教、谈艺。如果恰逢陈先生作画，他就一言不发，专注地侍立旁观。我在陈先生家曾数次偶遇吴先生来访，他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了，没人知道这位衣着朴素、操一口川东口音的中年人是谁。吴先生年龄小陈先生十岁，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开始交往时，吴先生只有四十多岁，但陈先生非常看重艺术界这位年轻知己，先后赠予他数十幅自己的精心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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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1976年去世以后，七十年代晚期，在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巨大改观的历史转折之际，吴先生最早挺身而出，向全社会推荐陈子庄先生的艺术。此后直到2015年12月吴先生去世，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里，吴先生竭尽全力向中国艺术界、向全体社会人群不厌其烦地介绍、阐释、推举、标榜陈子庄先生的艺术创造，几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吴凡先生及时地向中国社会推介陈子庄艺术，就不会有今天陈先生所享有的社会声誉，或者说，现代中国社会对于陈子庄艺术的了解与欣赏的程度恐怕会滞后得多。
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社会氛围之中，陈子庄先生被视为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老朽人物，其艺术也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代表”，而作为体制内的优秀艺术家、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领导之一的吴凡先生，与陈先生这样的人物交往，并崇尚和收藏他的艺术作品，在政治上是冒着一定程度风险的，毕竟，我们都猜不透周围闪烁的目光中蕴蓄着何种难以言宣的想法。然而，差不多四十年之后的2014年，吴凡先生举家决定将吴家收藏数十年、这时已经价值不菲的二十四件陈先生的书画精品，悉数捐赠四川博物院。四十年后的中国早已时过境迁，二十四件陈先生的作品已是众所周知的一笔巨大财富，在当今商品意识浓郁、艺术市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现实中，吴先生此举令周围闪烁的目光应该又平添了几许迷茫、嘲讽与不解的失落吧？老子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亦不足以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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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吴凡先生在艺术上的理解是上天对陈子庄先生的恩赐，那么，任启华先生出现在陈先生的生活中，则完全可以说是上天对于陈先生的奖赏。任启华先生1950年代就学于浙江美术学院，受教于潘天寿先生，1959年毕业分配到四川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工作。成都地区当年的中国画界，艺术上的风气相当保守，陈子庄先生追求唯美、创造意识浓郁的大写意画风，在成都画界不时受到或明或暗的讥评，虽然这些都不足以阻挠陈先生的艺术追求与精神取向，但至少这些杂乱的背景噪声令陈先生孤高独诣的艺术创造更显得分外孤独。任启华先生在浙江美院读书时，画业受教于潘天寿、顾坤伯先生，对近代中国大写意画风的创造、传承与演变的历史与成就颇多心得。因此，到成都后因工作关系认识陈子庄先生并了解了其绘画，他立即意识到其超迈不凡的艺术价值，他们之间随即开始了频繁的交往。自此之后，直到1977年因家庭原因调动工作返回安徽之前的十七年间，任先生一直与陈子庄先生保持着学术上谈艺论道、生活上相互扶持的亦师亦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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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启华先生由于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与长时期的中国画艺术修为，对陈先生艺术的理解往往超乎于时人之上，他基于深层次的艺术理解而来的对于陈先生艺术的尊崇，几乎已经达到了宗教信仰般的程度，而任先生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崇敬，对于在艺术上孤独探索的陈先生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精神支持与情感安慰。因此，自1959年起，年轻的任启华先生就被陈子庄先生引为艺术知己，而任启华先生则以推广、介绍陈先生的艺术为己任，在他所熟悉的浙江、江苏中国画界，努力宣传陈子庄艺术。从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从江浙地区的老一辈艺术家文人如夏承焘、潘天寿、王伯敏、余任天，到新一代艺术家周沧米、周沧谷、叶尚青、马鹏、李宗杰诸人对陈先生的了解与交往，都是因了任启华先生的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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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开始，到1977年任启华先生离开成都之前的十七年间，陈子庄先生赠予了任先生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他们交往初期礼节性的应酬，到后来成套的册页，能看出来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陈先生慢慢地愿意把比较重要的作品交代给任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陈子庄先生的艺术进入成熟期，他精心创作的无标题山水册页的成套作品，几乎都在任先生手中。这些作品有不少就是在任先生的寓所里完成的。当年，任先生居住在人民公园内楠木林四川省文化局宿舍，陈先生因家中作画条件不太好，各种干扰太大，常常于周末到任家作画，同时也略事休息。我就有好几次用自行车推送陈先生从仁厚街的寓所去人民公园楠木林。1976年任先生曾以工作“借调”之名返回安徽，陈先生则往往会从近作中选择精品，远道寄去。甚至1976年陈先生因病入院治疗之时，于病床上更从积累的作品中精选出十二幅山水精品，在去世前一个半月，命学生寄往安徽。又挑选出了一批作品为任先生保留，并写信嘱其尽快来取。任先生当时因事羁留未能远来，而陈先生因病情恶化，遽归道山，这批作品也就随即散逸，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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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社会氛围之中，陈先生一方面戮力地排解着世事的纷扰，一方面坚韧地抗拒着病体的沉沦，竭尽所能地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他自己不会认真地考虑它们的归宿吗？如果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他自己的孩子，那么，陈先生把大量的作品交给任先生，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特别为任先生保留了数十幅精品，现在回望起来，陈先生为了自己艺术生命在世间的延续，他这种行为颇类似于古人临危时的托孤之举。陈先生具有强烈的艺术史自觉，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艺术创造的价值，而长年患病的他也知道自己其寿不永，自己离世之后，那些孤儿似的绘画作品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在当年荒凉的艺术世界中，甚至是在当时荒凉的人情世态中，他选择了任先生来作为自己的艺术托付者，在知道自己必然先逝甚至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他都尽力地把自己创造的艺术品中最好的部分，尽可能多地托付给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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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陈先生辞世迄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的历史证明，陈先生当年选择任先生来作为自己艺术的托付者，实在可以称得上是目光如炬，洞见幽微。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任先生不负所托，经历无数艰难困苦、世事周折，其间辗转数省，行程万里，终于将陈先生的这批艺术精品完整地（除因不可抗拒的因素有少量损失之外）保存下来，并在2018年悉数捐赠四川博物院。任先生捐赠的这一百二十八幅陈先生作品，除少量前期创作之外，绝大部分都是陈先生的晚期精品，而且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无标题山水画的成套册页，允称为绝无仅有的陈子庄艺术代表作。已经过去的这四十多年时间，对于中国社会说来，已非用“翻天覆地”四个字可以形容，当年似乎一钱不值的这些艺术品，现在即便不考虑其葆有的文化精神的内涵意义，仅仅作为绘画标的来说，都已经变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当初捐赠进行之际，由业内专家按市场现行价格保守估值，这批作品的价值已达人民币九千多万元。任先生后半生为保护、保存这一批艺术品，历尽磨难，家人的不解、世人的觊觎、水火虫蚀之患、天灾人祸之厄、贫困生活之诱、生老病死之哀，无一不在思虑之中。也可以说，任先生用四十多年时间的守护，来报答了当年陈先生的重托，报答陈先生的知遇之恩、信任之情，直到年过八十的他把陈先生的这一批代表作品亲手送到了它们最应该去的地方——四川博物院。我曾有幸稍稍接触捐赠工作，最令我感动的场景是，当捐赠过程中完善法律手续的工作结束的那一刻，我一扭头偶然看到的任先生那一脸如释重负的平静与安详，当时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任先生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坚韧、平和、善意的人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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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物院在盛建武院长及其同仁的长期细致的努力之下，经过长达数年的不懈工作，既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又动之以温情与友谊，取得了任先生的信任与配合，使得这项复杂的文化工程最终得以圆满完成，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这是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大千家属捐赠张大千作品之后，又一次私人捐赠大批艺术品的成功事例。任先生捐赠的一百二十八件合并吴先生捐赠的二十四件，再加上博物院原馆藏六件，构成了当代海内外公私收藏中最为壮观的陈子庄先生绘画精品收藏。四川博物院将因收藏有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位川籍画家张大千、陈子庄的大量精品之作而成为海内外独一无二的艺术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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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凡先生和任启华先生都是最早被陈子庄艺术击中灵魂的人。真正的艺术都具有洞穿人类灵魂的力量，其独特的魅力在于，一个人的精神与灵魂一旦被其击中，一种精神升华的状态终其一生都会与之相伴，这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仿佛是宗教徒沐浴于圣灵光辉的欣喜。然而，吴、任二位先生之于陈子庄艺术，在精神享受的同时，更将其转化为某种不可放弃的责任，这种数十年的坚守与努力，其中有着类乎宗教般的虔敬，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礼义忠信”，更有着中国文化人对于自我内心的自信与真诚。作为一个被文化所化的文明社会的公民，一旦被艺术击中之后，将会变成为更加纯粹、更加高尚、更加超越于俗世、更加不为俗谛俗事所累的人。恰如西哲所言：“艺术使人变得更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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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欲横流的当代，我祈愿有更多年轻的灵魂被艺术之光所击中，这样的社会，也许才更有希望与未来。
陈滞冬
2018年8月12日 成都小碧落馆
2019年7月5日下午，“走进陈子庄的内心世界——陈子庄作品品鉴会”在成都托尼洛·兰博基尼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观众可以看到由收藏家冷成俊收藏的10幅陈子庄真迹作品。这些出自陈子庄龙泉山系列的山水画作，也是先生晚年艺术顶盛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此外，由成都托尼洛·兰博基尼中心与四川博物院联合推出的《高山景行——吴凡任启华捐赠陈子庄作品集》也作为珍贵的伴手礼，赠予了到场来宾。
活动特邀陈子庄作品捐赠者任启华先生，陈子庄画册主编、画家陈滞冬，原四川博物院院长盛建武，画家叶瑞琨，陈子庄作品收藏家冷成俊，资深媒体人谢礼恒等，对陈子庄先生的生平和创作进行分享。成都托尼洛·兰博基尼中心副总经理张朝晖致辞，此后的互动环节，画家汪晓灵、周明安有感而发，分享了自己与陈子庄的小故事，书法家华景屏也分享了自己对子庄先生艺术的理解。
《何不怜取眼前人》，17位艺术家的书房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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